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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抗美援朝歷時三年的浴血奮戰中，志愿軍打掉了美國的囂張氣焰，打出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打開了中國人民自立自強的未來，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線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今天正值抗美援朝勝利60周年紀念日，觀察者網特籌劃一系列專題文章，從戰場上的兩軍對壘、到戰場外的外交斗爭、再到戰爭背后的國力比拼、以及戰后的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等等各個角度，為各位讀者全景展示這場新中國誕生之際的“立國之戰”。

就在抗美援朝結束后，“一五計劃”、“大躍進”的相繼開展，標志著新中國進入了轟轟烈烈而又跌宕起伏的建設時期。那么，這場被稱為新中國“立國之戰”的戰爭，究竟對后來十余年的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怎樣的影響？觀察者網特邀請那個年代的親歷者陳平教授，談一談他眼中的抗美援朝究竟有怎樣的歷史意義。

觀察者網：陳教授，您能否結合您的經驗，談談我們該怎樣從當時的角度理解那這些特殊的歷史時期？例如，為什么會有大躍進的彎路？

朝鮮戰爭和大躍進的起源

陳平：為什么要大躍進？是帝國主義逼的。朝鮮戰爭，中國打敗美國，逆轉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屢戰屢敗的恥辱。中國共產黨贏得中國老百姓和知識分子的擁護，靠的不是選票，而是戰場上的鮮血。

我清楚記得，1953年，臺灣飛機還飛到上海，高射炮聲震動上海市區。1958年，上海工廠連做罐頭的馬口鐵都不能生產。我在中科大的班主任是轉業軍人，志愿軍司令部彭德懷的支部書記。他告訴我們，志愿軍開始用解放戰爭的辦法打運動戰，包圍美軍后，美軍越打越少，原來讓直升機救走了。后來才在三八線挖坑道打陣地戰，因為我們沒有空軍。鄧小平1978年還講，打仗就是打鋼仗。朝鮮戰爭時，中國鋼產量僅61萬噸， 美國8785萬噸，是中國的144倍。所以，中國領導人急于發展鋼鐵工業，不是為出口賺錢，是準備對付侵略。1950年的朝鮮戰爭到1958年的金門炮戰，美國幾次考慮使用原子彈。中國前三十年忍饑挨餓搞重工業，是西方逼的，不是什么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選擇。

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學戰爭，學建設，都是干中學，沒有多少正規教育，彎路自然不少。只有一個聶榮臻在比利時上過正規的工程學校。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薄一波，都是搞中學或師范的學生運動出身。劉伯承等幾個老帥上過蘇聯的軍事學校。陳云只當過商務印書館的學徒。周恩來根據地下工作經驗來搞經濟管理。1978年我參與籌備全國科學大會，發現中國的科研項目大部分是重復的，原因在中國解放后實行的保密制度，為了防止特務破壞，卻封鎖了技術知識的交流。

后來成為社科院院長的馬洪做過鐵路工人，被派去參與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馬洪告訴我一個故事：第一個五年計劃是蘇聯專家制定的；對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初指標，周恩來和陳云都嫌太慢，不斷要蘇聯專家加碼。最后蘇聯專家跳起來喊：你們是不是瘋了！加碼才停止。為什么陳云這么著急呢？這在溫鐵軍寫的《八次危機》中也有交待。因為朝鮮戰爭中他負責志愿軍后勤運輸。運輸過了鴨綠江，整個天空都是美軍飛機控制，我們的汽車、火車一批批地被炸，傷亡慘重，全都是靠人力維修。

你們可以查一查美國的歷史：美國歷史戰爭的傷亡率最高的是美國的內戰，死亡人數大概60萬到80萬；后來隨著技術的增長，美國在一戰、二戰死中的亡人數雖然越來越少，但是戰爭費用卻越來越高。到了朝鮮戰爭，美國陣亡人數大約5萬人，中國則犧牲了約18萬人，從這個角度上講，中國能夠打敗美國其實是一個奇跡，這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發生過，工業化之后戰爭永遠是鋼鐵的對決，殺人就像殺雞宰羊一樣。

客觀來說，中國能夠在朝鮮戰爭中打贏美國、贏得話語權，這是因為共產黨有組織地發動了中國貧農的力量來對抗機械化的西方軍隊。但是付出的代價極其高昂，戰爭的結果也震撼了中共領導人，造成他們迫不及待地想要完成整個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

實際上，冷戰中的美國和蘇聯不僅僅在政治和軍事上競賽，也在比拼規模經濟；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向歐洲和日本轉移次一等技術和資本；蘇聯也在向中國擴張，為其本國的產業升級積累資本。并且，縱觀整個冷戰史：蘇聯可以成功，在于積極吸納中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蘇聯喪失優勢，在于毛澤東極力擺脫蘇聯控制——所以，對于蘇聯來說，成也中國，敗也中國。但是，蘇聯的失敗并不在于現在常說的專制等等，而在于中國不接受蘇聯控制的、以經濟輔助委員會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際勞動分工體系。毛澤東去蘇聯談判時，他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斯大林要毛澤東接受蔣介石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接受蘇聯對東北和新疆的控制；但是被毛澤東拒絕了，他執意收回這些地方。這也造成在后來的朝鮮戰爭中，明明是中國替蘇聯打仗，卻還需要負擔軍費；如果換了美國，招雇傭軍作戰肯定白送武器的，怎么會要中國借款抵押呢？其實，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上，這個債是要的中國主權獨立的債；主權在我，那么我就可以接受你轉移的技術但不受你的控制；所以斯大林一直懷疑毛澤東是“鐵托第二”，因為鐵托頑強的獨立性給斯大林非常深的印象。

“一五”計劃開始的時候正值朝鮮戰爭剛結束，蘇聯明白，是中國軍隊擋住了美國、吸引了美國的戰略東移，給蘇聯以喘息時間，才有了后來蘇聯在核武庫規模上超過美國。但是，中國付出的慘重的“投名狀”，也讓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急于進行工業化。

但是西方對中國實行完全封鎖，中國只能向蘇聯進口技術，但又迫切地希望羽翼豐滿，爭取用了蘇聯的技術卻不受蘇聯的控制。因為中國領導人很清楚，中國領土中很大一部分是沙俄分割去的。而且毛澤東面臨的誘惑也非常大，換成是哪個領導人如果決定加入華約組織，起碼中國的日子會過的好一點，但不會有現在的獨立。從這一點來看，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的目標是非常清晰、并且是統一的，從引進蘇聯工業體系到后來進口日本的鋼鐵技術，全是要設備更新。

當然，這一切也都是緣于中國志愿軍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的慘烈犧牲，這些富有戰爭經驗的老一代領導都非常難過。后來鄧小平講過一句話，我認為他非常誠懇。他說：“大躍進這筆賬，我們人人都有份”。人非經過不知難。只是陳云，周恩來碰釘子在先，毛澤東付學費在后而已。

大躍進和教改試驗

反右運動時，我是初一。印象很淺。大躍進，我是初二，加入了共青團。大躍進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

大躍進以前，我一直多病，小學先后休學過兩年。我們家都信西醫。我爸爸抗戰時是軍醫，后來又加入地下黨員盧緒章領導的廣大藥房當經理。我母親是從新加坡回國的華僑，終身有潔癖。我抗戰時出生，營養不良，從小體弱多病。我媽按照西醫的方法照顧我，飯碗都是要擦酒精消毒，結果抵抗力極差。感冒別人沒事，我卻要高燒40°住院。抗生素打得太多，幾乎不起作用了。

大躍進時學生下鄉搞積肥，赤腳把挑到地里的人糞尿踩到地里去。農村食堂吃飯，飯碗上趴滿了蒼蠅。我媽對我下鄉憂心忡忡，認為我死定了。誰知我曬了幾周太陽，吃了蒼蠅叮過的飯，從此就不生病了。依照西醫的觀點，生病是由細菌或病毒引起。可是藥物殺菌的結果雖然快，但長期下去人的抵抗力越來越差。毛澤東的革命經驗要求我們這些四體不勤的學生到鄉下去鍛煉改造。

1962年我到北京中國科技大學上大學，正是困難時期。上課到10點就餓的慌，還要下鄉參加義務勞動，得了十二指腸潰瘍。1964年下鄉參加一年半的“四清”運動。那時白天和農民同勞動，晚上開會搞運動到半夜。我們和飼養員一起同吃同住，就在生產隊的牲口棚里，條件很艱苦，渾身都長了虱子，自己也不知道。每天吃的就是玉米碴餅子，菜就是大蔥蘸醬，連城里的白菜豆腐都沒有。即便如此，我一生最高的體重120斤，就是在這農村達到的。

但我1980年到美國留學第一年就開始胃出血。胃手術后，新得的胃潰瘍又先后出血住院多次。最后下決心學習中醫，太極后，才能正常工作至今。近年美國癌癥專家對比中國農民和美國居民的食物結構，發現高肉奶是心血管，糖尿病，癌癥等現代病的重要原因。我自己是學物理，研究復雜科學的。家庭背景也是西化的。我反反復復花了半個世紀時間，才從實踐中理解西方醫學與分析科學的局限，認識到毛澤東提倡的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和知識分子要從事體力勞動的重要性。

我所在的上海格致中學是上海三個五年制教改試點學校之一。我1960年上高中，困難時期已經開始，但是教育改革依舊進行。把三年制的高中課程改成了兩年制，新編教材濃縮了高中三年再加上大學一年級的數理課程，同時還要同等參加高考。我所在的數學優等班，當時上海最有名的數學老師給我們上數學課。兩年他只正式講過一節課：這位老師當時教了一個定理的證明，說完就有學生舉手說，他有更簡單的辦法。老師讓他上去證明，果然不錯。這位名師從此后就不講課了，只是尋找世界各國的難題來挑戰我們這些頑皮學生。除了第一節課，全部數學定理學生當堂證明。高考復習教師不管，學生自己出墻報總結學習內容，參加數學競賽，所有人的成績都很優異。我們所在的這個班后來出了科大研究生院副院長，科學院應用數學系的所長，美國摩托羅拉公司負責技術的高級副總裁。

華羅庚把我們一批人招到中科大。

我到科大去上學，第一次考試是嚴濟慈出卷，三分之一的學生不及格，我輕松名列前茅。中科大一年級新生的基礎課，全都由著名科學家，比如嚴濟慈、華羅庚、錢學森親自上，教的主要不是書本知識，而是研究方法，更是挑戰權威挑戰西方的氣慨。選拔學生不重考試成績，重在課堂提問的創造性和想象力。師生平等討論，行政人員全部來自志愿軍總部的轉業干部，服務科研教學，沒有官氣。這種打破傳統師道尊嚴的事，除了在格致中學和中科大，其他中外學校我都沒見過。要不是大躍進，老師的面子往哪里擱？

美國研究生的數學資格測試題的難度，不如我在初中準備數學競賽習題的難度。美國物理博士生考試的數學難度，也不及中科大基礎課數學題的難度。后來聽說西南聯大畢業的楊振寧和李政道到美國讀研究生名列前茅，我一點都不奇怪。我36歲到美國留學，第一學期英文什么都聽不懂，但是我并不怕和美國二十多歲的研究生競爭，所有的考試都是第一名，我在德克薩斯大學拿到博士的總平均成績是滿分，和諾獎經濟學家們的交鋒從來也沒畏懼過。我把后來的順利歸功于大躍進時期的教育改革。格致中學的兩年教改和科大的兩年科學家授課，培養了我終身自學和獨立研究的習慣。

輿論講什么中國學生“只會模仿”“沒有創造力”。依我的觀察，沒多少依據。

大躍進和困難時期奠定中國的科學技術基礎

大躍進一來，中國的原子能，導彈，半導體，激光同時從零開始。1958年，中國科學院建立中國科技大學，培養目標就是研究原子彈和導彈。我1962年上中國科技大學，正在困難時期，每天肚子餓得咕咕叫。蘇聯赫魯曉夫嘲笑中國人喝大鍋清水湯，陳毅揮拳對學生說，就是喝大鍋清水湯，我們也要造原子彈！我們學生聽了都是熱血沸騰。沒有人會問我們的目標是否現實，大家把建設視為打仗，不惜代價，拼命向前。

回過頭來看，大躍進的項目，哪些成功、哪些失敗，關鍵是領導人才。“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 問題是，當時的中國就那么點人才。美國搞原子彈，網絡了歐洲數以千計的科學家。中國接觸過核科學的，西方留學歸來的科學家據說只有錢三強等10個人。見過導彈的只有錢學森。所有的設備研制和實驗都是剛剛培訓的大學本科生做的。蘇聯留學生最高只有副博士。

中央派了聶榮臻主管國防科工委，他的方針很簡單：公開宣布自己給科學家當后勤部長，用人、規劃和重大決策，都尊重科學家的意見，科學家們關鍵時又聽錢學森那樣的行家，而非科學官僚。科學院黨委書記張勁夫是陶行知的學生，在科學院和中科大的歷次政治運動期間，保護許多科學人才。這才使兩彈一星很快就搞出來了，速度超過美蘇英法，成本只有西方的1%。我的老師就是設計原子彈的科學院院士，至今騎自行車上班。當時哪里有什么高額獎金，拼的是中國人的志氣。

大躍進時期，中學生也參加了大煉鋼鐵、高產密植、興修水利等活動。后來看，小高爐煉的鋼是無用的。有些地區砍樹煉鋼，破壞生態，加劇自然災害。密植太高，糧食反而減產。這些都是問題，但是當時沒聽說有人提出批評，事后才知道有問題。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打的好，毛澤東只管戰略，淮海戰役還能虛心采納粟裕的不同意見，放手讓戰地指揮官決策，不像蔣介石總是干預部下，裝備并不占優的解放軍才能打敗蔣介石。于是這里就有了一個問題：農業和大煉鋼鐵搞糟了，為什么沒人質問冶金部和農業部的頭？為什么成功和失敗都要毛澤東一個人負責？

我1968年大學畢業當了5年鐵路工人，發現負責自動控制的干部還是日本中長鐵路時代的老工人，只懂機械控制，不敢學電氣控制。1974年調回科學院搞氫彈和平利用，科學主管人是留蘇回來的本科生和碩士生，沒有科研經驗，只會讀文獻仿造儀器。原因是朝鮮戰爭中國的傷亡過大，全國都急功近利。派出的留蘇生讀完本科就給召回來了，學位最高就是副博士、相當于碩士。中國科學院只有幾個國外就成名的大家。中國當時能派的留蘇學生基礎差、許多原本只有初中甚至小學文化程度。盡管他們在蘇聯讀了本科、碩士，回來就當研究室主任或所長，做研究其實和鄉鎮企業家的摸石頭過河差不多。可是有的地方選科研干部走“階級路線”，讓不懂科學的人當頭， 結果就難以預料。

我以為，中國科學的潛力沒有發揮，不是教師問題，不是人才問題，而是體制改革的連續性問題。

大躍進突破了原有科教體制。后來搞整頓，不是仿蘇，就是仿美，一朝天子一朝體制，后任拋棄前任的經驗，對中國道路的創新沒有共識。和德國前蘇聯比，沒有形成自己的科技傳統。國防科學在聶榮臻/張愛萍等老將領導下，尊重科學家，尊重人才，成果就超過日本。中國將來能否超過美國，取決于能否選對科學主將，走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錢的多少，激勵體制，都是次要問題。